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陕西省先后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进行了7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全省总人口数分别是1588.1万人、2076.7万人、2890.4万人、3288.2万人、3605万人、3732.74万人和3952.9万人。陕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口数量平稳增长，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性别结构得到改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大约80万年前，蓝田猿人就在关中平原的灞河上游繁衍生息。从公元前11世纪起西周、秦、西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北周、隋、唐14个王朝定都陕西。很长时期陕西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华文明最早走向世界的地方。
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均曾活动于陕西，并留下了许多遗迹。到尧舜禹时期，其活动的中心仍在黄河中下游，亦包括陕西在内。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均可证明，黄河流域包括陕西是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基干、华夏族的诞生地。
在黄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到国家阶段时，即我国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后，华夏族也就随之形成。所谓“华夏”或“夏”族名称之来源，也就是因夏朝而来。“夏，大也。”[①]《尚书正义》注“华夏”一词说：“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据《尚书·甘誓》《史记·夏本纪》等记载，夏禹死后，其子启即位，“与有扈氏战于甘（今户县南），作甘誓。”[②]有扈氏与夏王室同姓，其地在今陕西户县。当时夏朝统治的范围，至少已达今陕西户县以东，陕西关中原氏族、部落（方国）已成为华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陕西境内发现的带有商文化特点的遗址分布情况看，商朝在陕西统治和影响的范围：北到陕北绥德，南到汉水上游的城固，西至长武以东。
周人原是在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部落，最早也是后世所称之“戎狄”，即非华夏族，后逐渐与华夏族融合。
夏商以来，陕西除了有逐渐融入华夏族的周人及殷商一些方国之外，还有一些非华夏族存在，包括“犬戎”、“羌”及陕西汉水流域的蜀人。
西周建立后，都丰、镐（今西安市区西南），其中心地区，即“王畿”，在陕西关中之地。此时，周人已融入华夏族，成为其基本的组成部分，陕西华夏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关中北及西北有猃（玁）狁和以犬戎为主的诸戎，陕南汉水上游一带仍为蜀人所居。其中，与西周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猃狁和犬戎等。
秦人远祖与商人同起东方，后西迁入戎狄之中，再后兴起于陕西。秦人的兴起在殷末周初，其居地在周人之西。到周孝王时，因秦人部落为周室放牧牲畜有功，孝王“邑之秦（今甘肃清水县境内）”，此乃“秦”人得名之由来。自秦穆公后，陕西及其附近的诸戎（即以犬戎为首的西戎），有的为秦并灭（如荡社、彭戏氏、小虢等），有的被秦所逐（如陆浑之戎），有的则附属于秦（如义渠、大荔等）。
长达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为主干，逐渐融合了长江流域及华北、西北的四周各民族，使华夏族不断地巩固、扩大。陕西地区各民族的发展、融合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由于秦人的崛起及强大，最后几乎统治了陕西全境，关中的戎族，汉中的蜀人，渭北、陕北的白狄、义渠等族，逐渐与秦人一起融入华夏族之中，使陕西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格局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华夏族是先秦时期中国的主体民族，战国七雄均属华夏族，故又称为“诸夏”。同时，各国人又以国名或地区名称之，如秦人、赵人、燕人、鲁人、齐人、宋人、魏人等。但作为民族的称谓，则统称之为“华夏”或“诸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诸夏、华夏作为族名仍然使用，以与匈奴、氐、羌、越、夷等族相区别。同时，华夏或诸夏，又统称为“秦人”。这一名称主要的含义是指秦朝的人，但实际上也成为诸夏、华夏族在秦统一后的别称。由秦朝直接统治的一些非华夏族，有的则称之为“秦胡”[③]，或以此族之名称之，如匈奴、氐、羌等。
汉朝继秦朝统一全国后，汉朝人在很长时期内，犹被称为“秦人”。如《史记·大宛列传》记汉贰师将军的话说：“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匈奴传》记：“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以上“秦人”，意为秦朝人。可见汉代仍称华夏族为秦人。尽管如此，汉朝建立后，“汉”、“汉民”、“汉军”、“汉人”等称谓也开始流行起来。“汉”的来源，是刘邦入关后，项羽封他于汉中，为汉王。后刘邦灭项羽，建立汉朝，“汉”这个名称使用则逐渐广泛。汉武帝之后，正式出现了“汉人”、“汉民”之称。到东汉时，“汉人”、“汉民”的称呼更加普遍。我们今天所称的“汉族”的“汉”，是源于汉朝的“汉”。这是华夏、诸夏族发展到汉代时才正式形成的名称。
汉代以后，汉人、汉民，即汉族的称谓开始广泛使用。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外族大批内徙，民族矛盾尖锐，区分“夷”、“夏”更为严格，故“汉人”的称谓更加固定和明确。隋唐以后，除了继续使用华夏、夏、华、诸夏等族名，以及以朝代名称之外，“汉人”（汉族）的称谓使用更为广泛，一直使用至今。这就是汉族名称长期发展、演变的历史。
汉代，陕西汉族正式形成，其特点就是同其他地区一样，即其前身华夏族是不断融合了先秦以来邻近的许多其他民族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由陕西境内较早的夏人、商人、周人、秦人为主干，不断融合陕南的巴人、蜀人，关中、渭北及西北的诸戎、白狄、义渠等而逐渐发展壮大。
秦汉时代，由于陕西北部紧邻匈奴，关中为秦、西汉京师所在地，故匈奴与陕西关系十分密切。匈奴强盛时，不断深入上郡等地进行骚扰；匈奴衰弱时，降附的匈奴单于、王侯及部众，或入长安朝见，或被封侯、食邑，或以其故俗在上郡属国居住。陕西的关中、陕北均有匈奴人居住和活动的踪迹。
西汉长安，因各族使臣、商贾云集，甚至有专门供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蛮夷邸”，在长安城内藁街。由于各族人汇集长安，长安成为当时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地。
自东汉末年至魏晋，西北氐、羌继续向关中迁徙，其分布之广，人数之众，仅次于关中原有的汉族。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十六国时，于关中先后建立政权，在陕西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由于魏晋时五胡的内徙及汉族的南迁，陕西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陕西关中地区是自汉魏以来受战祸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民族迁徙最为频繁。曹魏、西晋时关中民族成分已是“戎狄居半”的局面。西晋末年以后，匈奴、鲜卑、氐、羌等族又大量徙入，而关中汉族先后向河西及南方大量迁徙。因此，关中汉族人口更为减少，戎狄成分大为增加。此时，关中的氐、羌、匈奴、鲜卑等的人数已大大超过了汉族，改变了秦汉时关中民族分布的格局。陕北地区的情况更是如此。只有陕南汉中一带，由于关中、甘肃汉族流民大多聚集于此，汉族人口有所增加。
在西魏、北周时，陕西民族分布格局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北魏末年以来鲜卑及北边的高车等族大量迁入关中及关中东北羌族的西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各族杂居，迁徙频繁，数百年间互相融合，形成了陕西历史上最大一次民族融合高潮。
内迁的南匈奴部众在十六国时，曾在陕西建立前赵，此后则散居渭北各地，尤以今黄陵一带的东、西曹人数最多。另有一部分匈奴部众原在北边六镇一带，与鲜卑族长期相处，或早已融入鲜卑，或鲜卑化；至北魏末随北魏军队进入关中，与汉人杂处，又逐渐汉化，如渭南渭水北发现的《合方邑子百数人造像记》中的宇文氏、呼延氏、费连氏、破六韩氏等。还有一部分匈奴部众迁入陕西渭北一带，在十六国后，与该地的西域胡、山居土著融合而形成一种杂胡，即稽胡。稽胡因大多山居，故汉化进程较慢，直到唐中叶之后才最后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
鲜卑族先后大批迁入陕西地区，自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大力推进汉化改革，内地鲜卑族汉化进程加速，在陕西各地的鲜卑官吏、将士自然也不例外。到北魏末，大批鲜卑及高车、匈奴等因镇压关陇起义而进入关中，后有大批人居于关中东北今渭南、华县、澄城一带，与汉人杂处，在西魏、北周推行的各项政策之下，较快地融合到汉族之中。
西北的氐、羌族内徙于陕西的时间较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族为早，其普遍的汉化程度也较深。特别是氐族，由于原居住地与汉族最邻近，关系更为密切。三国时，氐族已“多知中国语”，“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内迁至关中扶风、京兆等地的氐族，与汉族杂居，多变为编户，在生产活动中与汉族更加接近。十六国时，氐族苻氏在关中建前秦，完全采取魏晋以来汉族政权的各项制度，大力推行汉族文化。苻坚甚至以华夏正统自命，恢复魏晋礼乐，以汉族传统文化教授氐族上层子弟，使氐族进一步汉化。到隋唐时，内迁氐族就不见于记载，说明他们的民族特点基本消失，融入汉族之中。
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割据、分裂时期，陕西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迁五胡占了陕西人口一半以上。而关中汉族则有部分南迁。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征服与被征服，建立政权及其覆亡，强迫同化和自然融合，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陕西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民族融合，使陕西民族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隋唐统一时期，陕西仍然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关中汉族成分有所更新，陕北、渭北的稽胡、羌族逐渐汉化，而大漠南北的突厥、铁勒，西北的党项、吐谷浑等族，先后迁入陕北。构成了隋唐时期陕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
有唐一代，京师长安为各族荟萃之国际大都会。上自各族王公、贵戚、番将，下至商贾、伎人、流民；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毕聚京师，各显其能。他们为唐代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起了巨大的作用。唐代的长安，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无不有“胡化”的深刻影响，而这种“胡化”逐渐为原汉族传统文化所吸收、改造，形成和发展为一种新的生气勃勃别具一格的唐代风貌。这种文化风貌也正反映了唐代陕西地区各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即汉化是主流，但也融入不少胡族的成分。
自唐代末年起，藩镇割据，长期争战，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割据中原的朱全忠废唐哀帝，建立梁朝（后梁），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今陕西地区先后分属于几个割据政权，关中长安则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最初，后梁占据关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关中西部则为岐王李茂贞所割据，陕北的夏、绥、银、宥四州仍是唐末以来党项拓跋氏的割据范围，陕南汉中是西川王建的势力范围。后梁为后唐灭亡后，今陕西全境均在后唐的统治之下。但时隔不久，后蜀兴起，渐据汉中之地。从此，后唐及继立的后晋、后汉、后周，均占据今陕西汉中以北地区，夏州及麟、府党项割据势力，名义上亦臣属各朝。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北宋代后周，于乾德三年（965）灭后蜀，至此陕西全境为北宋统治。
在五代至北宋初约百余年间，由于北方分裂割据、政权频繁更迭，陕西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并自唐末以来，关中几遭兵燹，官戚贵族及百姓四处逃亡，人口大减。唐代以来居于关中和陕南的各族已逐渐融入汉族，故陕西渭河以南至汉中等地，除个别山区而外，均已成为汉族聚居之地。
在五代时，后唐、后晋和后汉三朝系沙陀族所建，其出征或戍守陕西境内的军队中，有来自代北的“番”兵，即沙陀、鞑靼等族人。但是，这些番兵为数有限，且已处于逐渐汉化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在今陕北地区自唐以来聚居的党项族却日益发展，成为陕西境内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民族之一。
在金朝统治下，今陕西地区汉族仍然占了绝大多数，分布于各地；陕北与西夏沿边诸州，则有正处于汉化过程中的党项诸部（番族）。此外，女真、契丹、奚等族，有小部分因任陕西各级地方路、府、州、县官吏，其他随猛安谋克进入陕西居住者，人数亦不少。在陕西地方各级任职的女真上层贵族，自进入中原汉族聚居地区之后，与所有女真上层一样，汉化的进程加速。经过金朝100多年的统治，迁入内地（包括陕西）的女真族已经走上汉化的道路，到元代后，他们基本融入汉族之中，使汉族又增添了女真族新鲜的成分，吸取了女真文化的一些因素。
尽管蒙古统治者征服和统治了广大汉族及其他民族，然而当他们的民族南迁入内地，与有较高文化的汉族杂居错处之后，也同金朝时的女真人一样，开始了“被征服的本地人所同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到了元朝灭亡后，蒙古人与汉人几乎达到“相忘相比，而亦不易以别”[④]的程度。
元代，陕西的回回主要是成吉思汗西征后，东迁来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元朝在统治陕西的过程中，有大批蒙古、色目人军队驻守陕西，此后关中成为元朝进攻金、南宋的重要基地。因此，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组成的军队及其所携的眷属、奴婢中，有一部分原是中亚、波斯、阿拉伯来的，其中有的即驻守在陕西。另有一批元朝回回上层贵族，进入陕西做官为吏， 以后就定居于陕西，成为明清时陕西回族的组成部分。最著名者，如元朝名臣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就曾任过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长子纳速剌丁亦死于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任上[⑤]，其家族即居陕西，即后世陕西回族的纳家族。此外，还有大批回回商人及宗教职业者也定居于陕西。在元代，回回素以理财和经商闻名，足迹遍及各地，故明代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⑥]。元朝灭亡后，原居于陕西的回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形成回族。直至清初，其语言文字、服饰、姓氏均与汉族一致，但由于信仰伊斯兰教，其风俗习惯、丧葬嫁娶、斋戒等礼节，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清朝统一全国后，河套蒙古与陕北均处于清朝统治之下，蒙汉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由于满洲官兵驻防陕西，于是有一批满族人入居陕西西安、汉中、潼关等地。尽管清初满族统治者一再强调“国语骑射”、“旗民有别”，但是陕西的八旗满洲官兵及其家属因与人口众多的汉族杂居，也开始了其汉化的进程。他们逐渐与汉族通婚，改用汉语文字，学习汉族的文化习俗。到了清中叶以后，逐渐与汉族的发展水平趋于一致。
至此，陕西境内以汉、回为主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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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尔雅· 释诂》。
[②]《尚书正义》卷十一《甘誓》，《史记·夏本纪》。
[③]内蒙古居延所出汉简中有“秦胡”记载，意为秦朝统治下的胡人。
[④]《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三《区处畿甸降夷》。
[⑤]见《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
[⑥]见《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儿罕传》。
(根据《陕西省志·民俗志》、陕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整理。）